孜孜以求的“魂兮归来”

时间:2022-03-17 09:32:36

改革之初，袁运生曾感叹:“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想在艺术中找到最正确的理论，因为我们想找到唯一正确的理论，我们只需要在实践中形成一种绘画。这个理论的简单化，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能统一起来，百家争鸣也不能完成。”[15]像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袁运生当时真正关心和困惑的是，“在突破了简单化的教条主义之后，如何建立我们的能量基础？我们无限的经验、热情、利益和政策在哪里？”[16]假设云南写生和泼水节的创作——甚至可以追溯到《水城怀想》的创作完成——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那么到他在西北写生的时候，他现在已经明确了“灵魂回归”的方针，即“走我们国家的路”。

值得一提的是，前后“无名画社”成员的做法都是与传统文人画相比，而非西方现代主义。李显庭曾敏锐地指出，“无名”画家的写生，其实更接近中国传统文人画，但不是水墨，似乎“有点‘中国风西化’，像一幅注重‘墨色’的文人油画。”[17]类似的想法在刘海粟的论述中也有呈现，他说:“那些‘无名’的画家们正在寻找一种比西方更适合、比中国传统绘画更写实的新油画。”[18]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与袁运生一起，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少量的“反西方”色彩。至少，与当时一群蜜蜂涌向西方绘画的主流——无论是写实还是生动，古典还是现代——完全不同，也不同于吴冠中提出的“中西合璧”、“方法之美”。相比之下，袁运生的选择更具决定性。虽然他不否认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的价值，但他真正认同的是中国传统绘画。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董的“油画民族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