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坚持油画民族化这一政策

时间:2022-03-17 09:40:22

真正影响他的还是1981年的西北之行，但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董的主导作用。在袁眼里，董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老师。多年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评价董:“他是一个自律性很强、使命感很强的人。至于中国以前历史上的典型知识分子，各种仇恨都聚集在胸中，不叫苦。他深信艺术兴趣比这一切都重要，一生坚持油画民族化的方针，劝诫学生:“千年”的重担。他全力以赴，抓住每一个有限的机会，尽最大努力去练习，耗尽了自己的心力。”

董所谓的“千年包袱”在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在袁看来，董所说的是石涛的“一画说”。[20]可以说，他在这座城市的“魂归”也是董的遗作。袁运生回忆说，他创作《水乡往事》时，脑海里徘徊着两个幽灵，一个是敦煌岩画，一个是陈老莲的《博古叶》。[21]在人物描写上，袁运生明显学习了陈老莲的写生方法，而画面的构图和色彩或多或少受到了少量敦煌岩画的影响。陈莲《博古叶紫》的生活趣味和敦煌岩画的野性，更与当时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艺术教育体系格格不入。这在他用画笔勾画的草图中更为突出。这些传统的绘画方法，自五四运动以来，就作为封建糟粕被侵入。没有受过“美术改革”洗礼的袁运生，因为从小学习书籍，所以一直与传统绘画保持着天然的亲近。正因为如此，董的油画民族化实践才会吸引。1943年至1946年，董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三年，在此期间，他描绘了许多岩画，并积极将其融入自己的油画创作中。《哈萨克牧羊女》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这幅画中，人物和动物的造型、远山的处理以及整个画面的构图和色彩都鲜明地借鉴了敦煌岩画，尤其是吸收了北魏艺术中雄浑豪迈的线条和造型[22]，用冷峻的线条和扁平的彩绘灯块进行装饰，进而赋予画面一种异常的动感和活力。与董共事多年的对教师绘画有着深刻的理解，正如他所说:“董先生从青年时期就致力于油画的民族风格。他有着同样的认识，研究敦煌三年，让他感受到了油画的装饰风格，如哈萨克牧羊女、平色块、大构图(开国大典)，转化浪漫情怀的大改编笔迹“红军不怕远征”，明艳芬芳。[2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袁眼里，这是油画民族化的表现。虽然董用的是油画前言，但画面的方法和风格更接近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