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初期,写生不仅是一种手工活动,更是一种能量活动,甚至被视为一种认知范畴。作为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顾问之一,瓦萨里特别注重素描教育。在他看来,“素描本质上源于智力”。比如在法语中,素描(dessin)和立意(dessein)其实是同一个词,指的是一切可以理解和感知的方法的一般表达,赋予智力以光明,赋予实践活动以生命。[10]按照袁运生的话来说,它不仅是一种精心的实践,更是一种符号的创造。再次,这说明西方素描和中国传统素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根据这种体验和感悟,袁运生对西北询问过程中所见到的将军坟、霍去病、西汉石刻、北魏造像、敦煌岩画有了新的认识,他通过写生呼喊的是汉唐、魏晋风韵。那一刻,他“就像看到创作者拿着粗糙的刀和凿子站在霍去病墓前,面对数百块天然巨石,惊讶、兴奋、沉思、沉思,出色地挥舞着凿子。”他们展示了他们的神奇力量,试图弄清楚对方,看远看近,摸摸他们的心,毫无顾忌地把刀直直地放下。所有的理论、经验和方法都被整合成一把斧头和一把凿子”[12]。就袁运生而言,这是“作品的气势,即作者的雅量、气势和勇气,源于高度的自尊和善于走自己的路的自我意识”。而这种造型趣味,在袁看来,与20世纪英国著名雕塑家亨利·摩尔毫无关系。摩尔的雕塑语言非常接近,即“整体高于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