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老顽童黄永玉与“猫头鹰事件”始末

时间:2022-05-02 01:03:22

黄永玉从开始走上艺术道路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与猫头鹰结下不解之缘，目前黄永玉最早出版的木刻作品，就是他为1942年儿童文学作家何易的《野旋童话》所做的插画。巧合的是，第一个是猫头鹰。黄永玉读了百科全书，知道一只猫头鹰一年能吃掉大约1000只老鼠，为人类节省了一吨食物，所以他喜欢根据画出的猫头鹰数量题写“一吨”和“五吨”这两个字。他没想到自己喜欢画猫头鹰，却两次自焚。

第一次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风暴警报中。在此之前，黄永玉去河北农村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空闲暇之余，他突发奇想，专心创作了一组以图片、散文形式出现的“动物短句”(因当时住在北京观儿胡同，后来以《观儿斋杂记》的形式出版)。在包括猫头鹰在内的彩绘动物中，短句是:“白天，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我，晚上我为他们工作。”这些闲散的作品显示了黄永玉的机智和幽默。“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些作品被内部人士曝光，指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甚至带着黄永玉去中央美术学院开会批判。

黄永玉万万没有想到，8年后，另一部休闲作品《猫头鹰》又火了，而且比第一部更加凶猛，形势更加险恶，前途更加渺茫。

1973年，黄永玉在河北五七干校工作了几年后回到北京。这时，北京饭店在王府井大街附近新建了一栋大楼。据各方回忆，时任总理周恩来亲自批示，安排一批油漆工装修北京饭店新楼。对于这些多年被列为“另一本书”的画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可喜的转机。黄永玉受邀负责整个新楼的艺术展览设计。与此同时，在中央大厅，将有一幅新长江的大图，被袁云甫、吴冠中、朱大年和黄永玉包围着。于是在1973年10月，黄永玉从北京到了上海和苏州，然后沿河而上，在三峡写生。

出发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永玉被邀请在他的老朋友兼画家许麟庐的家里，在一本画册上画一只猫头鹰的照片，这场暴风雨就这样奠定了基础:

老徐拿出一本画册说是南京的一个叫宋文治的画家放在这里的，要他邀请朋友为他画一些画。那一天，我心情忐忑，因为我在准备我的旅行，我害怕画不好。徐说，随便抓两只猫头鹰！所以我真的“随便”带着这个杀了我的人来到这里，一个多月后带来了余韶的“贡品”...

回到北京的前两天，听到一个小谣言:北京正在开展“批黑画”运动，并向全国推广追查“黑画”，“江青同志亲自挂帅”，其中主要的“黑画”就是一只猫头鹰...

听了这话，我一点也不在乎，懒洋洋地说:“唉！什么在画猫头鹰？我也经常画猫头鹰！”

没想到，回到北京，我才意识到:原来是我！(余韶和“猫头鹰事件”——小炸弹余韶，范曾)

“黑画事件”应该是针对北京饭店新楼创作的一些作品。黄永玉似乎不应该被牵连其中，因为他的工作是负责整体布局设计，他不提供作品。原因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他才有机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档案，他才明白。1973年11月23日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次会议:

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但江青的一伙豺狼却无情地迫害他。9月以来，所谓“儒法斗争”影射文章，把原来的“森林整风”变成了“森林整风”，对周恩来进行了残酷的“床上围剿”。但是不够生动，不够流行，不够响亮。如何不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而且在最引人注目的文化艺术上有所突破，成为他们迫切的心情。

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余韶提出了“黑画”的问题。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披露”。要提出的第一个具体证据是我在画家宋文治的画册中画的一张猫头鹰的照片(有趣的是，余韶没有提到我之前在他家为他画的画)。

余韶无疑激发和拓展了“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的攻击想象，取得了重要突破。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谊宾馆会议上提出猫头鹰的“黑画”后，全国范围内的“黑画”寻迹活动积极开展。(余韶与“猫头鹰事件”——小炸弹余韶与范曾)就这样，“黑画事件”的大幕拉开了。

1974年1月2日，姚严厉批评《国画上海画册》，认为这是“黑画事件”的正式开始: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画是当时外贸部门印制的出口画样，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

1974年1月2日，姚在上海首次发起了对中国画的批评。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姚拿着这张专辑，狂妄地指责它是“黑山黑水”和“复辟逆流”，说它是“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是彻头彻尾的自我否定和馈赠的专辑”。画册中有一幅名为“迎新春”的图画，描绘的是一只公鸡在春花前啼叫。这幅画充满了活力。对此，姚竟然写下了这样的说明:“这幅画在画框顶部画了几朵淡淡的茉莉花，整幅画突出了一只愤怒的公鸡。公鸡闭着嘴，头顶高挺，脖子上的羽毛如火如荼，爪子抓地，眼睛打转，尾巴翘到天上。完全是一副准备扑向“春天”的大胆神气和姿态...完全敌视社会主义的春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只尾巴翘在天上的愤怒公鸡，寄托了当今社会一小撮“复辟狂潮”的黑暗心理。他们不甘心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四人帮批准了“黑画”运动)

一场风暴很快袭击了北京。黄永玉回忆说，他的《猫头鹰》开始挂在“黑画”第七名，但很快又挂在了第一名。一件从非正规作品中收集来的作品，成为了100多幅“黑画”的第一目标，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当然，相关文化部门已经成为“黑画事件”的“推动中心”，也就是国务院的“文化组”。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文化部被粉碎，不复存在。此时，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被命名为“文化集团”。直到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才重新设立和恢复“文化部”的名称。文化组期间，政治局委员吴德是组长，但他也是北京市委书记。因此，副组长余惠勇主持文化组的日常工作。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时，于惠勇成为部长。“黑画事件”发生在从“文化集团”到“文化部”的过渡时期。

在微生反对猫头鹰的运动中，写《猫头鹰》的黄永玉被贴上了“创造者”的标签，他的批评极其激烈和严厉。甚至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写的动物短句也捆绑在一起批评他。黄永玉回忆说，他在《宋文治》画册中画的猫头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是根据猫头鹰的习性画出来的。猫头鹰晚上猎食，白天活动，休息，但为了保持警惕，它们往往视而不见——而这成了他“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明，这让他焦头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