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洛阳烟涧村：蜕变中的金属文物高仿村

时间:2022-11-23 15:25:01

河南省洛阳烟涧村的青铜器高仿作坊中，一件半成品被浸泡进电解水中，进入做旧工序

高仿银质法器 高剑平 图

高仿错金银器 高剑平 图

在“收藏热”的推动下，文物贩子走访村庄、村落，不仅收藏古董，还指使农民为其炮制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使一些擅长烧陶铸铜的农民不仅拓宽了知识面，而且提高了技能。从本期开始，《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推出了“高仿文物基地考察”系列。通过记者的亲身经历，展示了这些被一些人称为文物造假基地的村庄的现状，并试图探寻它们的处境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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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作为九朝古都而闻名。把埋在地下的历史文物形容为“用铲子就能找到文物”，一点也不夸张。出土文物越多，文物贩子就越络绎不绝。他们一个个在村里走来走去，或探寻历史遗迹的痕迹，或打听他们的故事和见闻，把村里的农民锤炼成半个专家。

自上世纪初以来，每当有重大考古发现时，考古队或文物贩子往往会聘请当地工作人员参与出土文物的修复工作。陶铸农闲时节，一些农民一直在摆弄烧铜的活，现在他们从文物修复的过程中，懂得了照老路抄文物的道理。如今，在文物热和收藏热的趋势下，文物贩子利用数量优势，将大量的假冒产品做成正品。因此，洛阳周边的几个村庄成为为他们提供“原料”的主要基地。就像中国目前任何一个正在发展制造业的乡镇，只要有一户人家在做，就会立刻波及全村，变成人人都在做。成品好坏无所谓。高仿产品有出路高仿产品，以次充好的仿品也有自己的出路。

目前仅洛阳周边做高仿的村落有:金梦南市山村，为唐代三色画，宜川县葛寨乡简言村，为青铜器，蔚县神阙镇，曾出土钧窑现制仿钧窑瓷器，宝丰县，曾出土梁青寺汝窑现制仿汝窑瓷器等。

文案:手艺来自民间，信息来自博物馆。

洛阳宜川简言村以高度仿青铜文物而闻名。在村里近千户人家中，有300多户人家建立了复制青铜器的作坊。开车到简言村的半路上，在进村之前，你可以看到道路两旁有20多家卖高仿商品的商店。入村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发现，这是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新装修的村道沿线有销售店，店后院子是加工铸造车间。村子里充满了嘈杂的机器声，流经村子的河水水质也受到严重污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简言村青铜器的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了一条完整而紧密相连的产业链。

年近八旬的方兴庆，被大多数村民认为是简言村青铜仿制品产业的创始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联系了村里的银匠和木匠。起初，为了还原古董实现增值，他慢慢开始复制文物。随着收藏热的升温，简言村生产的优质仿制品逐渐从铜镜转变为各种知名的大型文物，如河南当地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仿制品，如“田字刘凯”铜马车、莲鹤方壶等，甚至其他省份出土的青铜器，如甘肃出土的“马踏闫飞”或四川三星堆的铜像，都可以按目录制作。

严格来说，简言村生产的文物仿制品大多并不出彩。这是因为大多数村民的文物复制技术都是基于他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常识。虽然与其他高仿村落有过几次“技术交流”，但他们的技艺始终徘徊在“下里巴人”的水平，靠上一段楼梯是不行的。

据河南一家大型国有博物馆的青铜专家介绍，在洛阳郊区有一位大师黄翔(化名)，他对青铜和金银制品进行高度仿制。“这个人很熟练。我们博物馆里有几件大型青铜器，是他委托制作的复制品。”当《艺术评论》的记者来到黄翔的工厂时，他发现了一个与简言村完全不同的模式。完全摆脱了作坊的样子，已经有了成熟正规的企业作坊的样子。走进挂着“工艺品有限公司”招牌的工厂，听说我们想看点东西。值班经理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些银器，都是厂里做的手工艺品。”记者发现，这里展示的东西主要是银器，模型并不“古”。都是银锅、银碗、银勺等。可以在大城市的手工艺品商店买到。你还可以看到日本人爱用的南瓜形银水壶之类的东西。“他们来了，”经理小心翼翼地强调。“它们都是普通的手工艺品。你想点多少就点多少。”

不像金梦南石山村唐三彩作坊的老板，也不像记者之前看到的简言村的那些青铜作坊，那里的作坊老板爱说“我其实做了某某假货”之类的话，甚至还会偷偷嫉妒对方，所以迫不及待地把这几年的文物造假事件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增加自己的“含金量”。在黄翔工厂遇到的警告表明其中有漏洞。

当黄翔自己打开另一个陈列室的门时，一组唐宋金银器重叠在一起，记者几乎看不到。同时，他说:“这是高度模仿...这是我的收藏，真正的东西...你看过这个吗？我对中国一座著名寺庙出土的东西进行了高度模仿……”他告诉记者，这套为中国一座著名寺庙制作的金银乐器复制品是他引以为豪的作品。他说，在寺庙博物馆建设之初，里面出土的所有金银器都是他独立复制的，“一开始有一个竞争的过程。”他说:“同时博物馆找了一批高仿艺术家，每个人都做一两件看水平，选了我，就让我家做所有的临摹工作。”他告诉记者，在整个临摹过程中，从每一个花纹的雕刻到整个图案的布局，他们都是按照原作的一比一的比例，用传统工艺精心制作，甚至重量误差都在正负五克以内。有一套金银做的宝信，一共八件，一层一层，最里面的是纯金做的小塔。金塔小巧玲珑，金碧辉煌，传神传神。据说，当他将完成的复制品送到博物馆时，专家验收组成员称赞他“代表了国内金银器物的最高复制水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与原作的形状、装饰、尺寸、重量、铁锈色一致的复制品，可以称之为高仿。记者在简言村随处可见的根据青铜目录制作的复制品可能只是普通的仿制品。

之前介绍我们参观他的博物馆青铜专家告诉记者:“因为他的手艺好，当博物馆需要制作高仿件时，他能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普通人的稀世国宝。在模仿的过程中，他必须能够“上手”，琢磨每一件文物的每一个细节。而且，当你为博物馆制作文物复制品时，自然会得到文物专家的建议。”

在民间积累的成熟的青铜铸造和金银制作的传统工艺，加上理论层面的指导，两者的结合，是一个对文物进行高仿的工匠快速成长的关键。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机会，真正的高模仿者除了制作工艺品之外，还能获得大量的文物知识，逐渐从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进化为一个专业的高模仿者。成名后，海外商人会带着好东西来找他们，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外形”制作批量产品。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开阔眼界的好机会。在博物馆青铜专家的印象中:“黄翔是个大忙人，国内外订单不断，越来越出名，越来越精致。”

向，在正规的文化机构工作，开阔眼界，提高技能并不少见。在陕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成立了几个考古工作站，目前在陕西经营文物复制厂的余作为机械师参与了的多次发掘工作。

旧:历史痕迹的高级定制

黄翔告诉《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制作文物复制品需要时间。在我指挥下做高仿的只有八个人，我就和他们一起做。”记者了解到，在整个工厂里，除了这8名与黄翔合作制作高仿文物复制品的助手外，其余工人只制作工艺品。他说:“我的主要业务是做礼物。现在我一般不想跟别人提高模仿，但我不得不说‘复制’。”事实上，黄翔所掌握的金银器制作加工技术包括“扇铸”、“锤锤”、“贴金”、“包金”、“烫金”、“雕刻”、“雕刻空”、“掐丝镶嵌”等，这些技术有的已经濒临失传，有的则是他在为博物馆或特殊客户制作文物复制品时，根据文物特点和传统工艺自己摸索出来的技术。只有这样，他才能使它们变得假的和真的，也许只有这样，才是他的意图。

事实上，中国青铜器和金银器造假的历史始于北宋，但民国以前历代青铜器的仿制品魅力不足。从底子和锈色来看，一般没有亮底子和硬锈。如果有铁锈，那也是一层薄薄的，薄薄的，色调单一，不像商周青铜器上的铁锈那样坚硬自然。民国时期，北京著名的民间青铜器制造者张文朴被称为“小铜片”。他根据松木画的原理，用酒精浸泡漆皮制成漆皮汁，再将颜色混在一起假锈。这种方法改进了旧的工艺，但是做出来的铁锈又薄又软，而且底革很油，没有真的那么光亮有光泽。张文朴的弟弟王德山发明了打磨漆基，在土壤上喷洒铁锈的方法，制造假铁锈和假地基。

虽然很逼真，但是经不起用水蒸烤。从制作方法来看，模仿者大多没有铸造痕迹，没有模具痕迹，也没有红灰色的模土。即使有锻造的模土，也不如铸烧的模土坚硬，铸出的器件形状也不如真器件的规格。

如今高仿货的“高”在于，连皮壳和锈皮都可以当赝品。简言的车间在这方面也很努力。生锈是做旧工作的关键。为了使青铜器生锈，简言的作坊将成品器皿埋在化肥中。他们通常先在青铜器表面涂上一层硝酸，然后把它们放入叫做碳酸氢铵的化肥中。过了三五天，已经生成了一层蓝锈，再用酱油醋混合液喷一遍，铜锈就变绿了。在简言，也有一种说法，仿制品扔进粪坑后会产生更逼真的锈斑，但记者在村里没有遇到过这样做的人。

目前，青铜器和金银器的仿制品一般以电解为皮，以化学为锈。仿青铜器的黑漆底座可以电解制作，大约需要10天左右。黑皮壳表面的红斑和云状绿锈点，20天左右就能做出来。简言村的车间，除了电解皮和化学锈，还利用了“贴锈”，这是一种更巧妙、更容易混淆鱼和珍珠的方法。简言村有几户人家掌握了“贴锈”技术并保密，因为他们的技术是和外省的假作坊“技术交换”几万元获得的。在“贴锈”的过程中，他们会专门从真实的器物中收集大量的金属锈，粘贴在仿制品上。他们不需要花时间创造环境来让文物自然生锈。第二，他们甚至可以通过仪器的组件检测。这种手工加工方法通过超声波振动将古代青铜器上锈色丰富、层次感强的锈片从铜胎中分离出来，然后将这些锈片移植到仿制品的不同部位，再用高级白水泥加入矿石色，勾兑出不同的锈色，根据古代青铜器的锈色层次和形状，在仿制品马赛克或缺锈色的界面上制作出各种富有层次感、色调鲜明的锈色。裱糊后，将处理好的青铜器用湿布包裹，放入蒸锅中蒸3-5小时，然后取出晾干。但是化学生锈后的青铜器没有土腥味，而是略带酸味，所以需要从古墓中取出新鲜的墓土，用水调成糊状，将复制品放在里面10天左右，然后取出来清理干净，这样新仿制出来的物品就染上了土香味，就像真正出土的物品一样。

温州某博物馆馆长听说过很多高仿文物的流通。他认为国内市场上流通的文物十有八九是高仿文物。他告诉记者:“一般是指成品拿到博物馆或者其他专业机构，由专家进行鉴定。在专家说了缺陷之后，他们把缺陷收回来，一遍又一遍地纠正，直到专家不能犯任何错误。然后它们被光明正大地作为复制品销往国外。之后，他们等待那些希望上钩的人，往往可以被国内收藏家以天价买回。”

工匠:在产业链的最下游

在黄翔的办公室里，占据整面墙的书架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里面摆满了目录。他声称他很少按照目录做事。“当然，人们总是要求我做事。一般他们带东西让我做，他们也带图纸让我做。”说到涨价，他从书架上抽出几本目录。“这是香港一位大收藏家的收藏目录。我在封面上做了这个。不是识别标志或符号，是几个标记，我自己就能认出来。但是，这种事情，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说不出来了。有些人就是喜欢。他喜欢它，所以他做了一个副本，并为自己保留它。就算他真的想把东西上市，我们也没资格说，说了也没人承认。”他透露，他经常能在拍卖会上看到自己的仿制品。“不过，我遇到那种情况时不会张扬。大部分都是别人从我这里定制然后转手的东西，方式很难分辨和理解。”

在简言村的几家店铺里，记者也和店主们聊起了高质量仿制品在显眼地方的去向，他们通常被告知“主要是海外买家会购买，而且经常出现在拍卖会上”。时至今日，仍然让记者困惑的是，这一套老一套的说辞到底是农民的诚实与老实的道理，还是为了增加手艺的价值而夸大其词？

当代艺术策展人徐莉拥有近10年的古银器收藏经验。他谈到与银器工匠打交道的经历，“这也是从吃药开始的一次。”意外买到高仿商品后，他竟然在北京潘家园的一个摊位上见到了制作人本人。因此，他不仅与工匠成为朋友，还经常交流对传统银器加工技术的兴趣。他告诉记者:“拍卖场上确实有高质量仿制品的例子，但工匠毕竟处于这条产业链的最下游，他们从中获利甚少。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他们不会拒绝客户做出完全一样东西的要求。至于完工后的目的地，就不好问了，更别说问客户会不会拿东西换旧物什么的了。即使看到自己的高仿产品流入文物市场，也不方便披露事实，因为涉及的利益太大，让人付出刀血的代价。”

在简言村，记者看到，大部分作坊仍满足于原有的接单经营模式，只有少数家庭到北京潘家园开店，最终站稳了脚跟。他们的手艺越来越好，但他们的作品从未进入高端市场。为了完成订单，大多数人很少离开村庄去大城市寻找他们的客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尝试过开网店来经营自己的产品。这种不起眼的手指工作似乎已经成为农村工匠的技术门槛，切断了他们与最终用户之间的直接联系。有人认为中介网站的年利润可能比他们的多。虽然村里有传言说他们出价一两百元的东西在北京潘家园可以卖到几千元甚至更高，但面对像记者一样来到这里的FITs，他们以“割刀”的心态所能提供的高价止于几千元。

陕西、山西等地高仿工匠的利润也不过如此。陕西省扶风县陈钊村一家青铜高仿作坊的产品独家销售给xi安的一些大公司，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作坊老板曾向媒体透露:“有一次，我去Xi安看我们做的三脚架卖了几千块钱。他们从我这里拿的货才两三百块，翻了一倍，但是没有办法。我会做的，我没有精力卖。"

相比之下，昆鱼已经属于翻身做主的工匠了。一位很了解他的文化圈人士告诉记者:“他不仅会做，还会看。带他去看金银制品。只要他说能买，不管要价多少，跟着他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买。”目前，一些拍卖机构总是喜欢邀请他进行鉴定和估价。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金银器，还是现代的仿制品金银器，他的手都能清晰地抓住年代、特点和魅力。

清洗:

从车间老板变成企业家

黄翔当然不会拒绝客户制作旧器皿的要求。“当然，我不建议把它做得很老，让它看起来像是刚挖出来的，既不有趣也不好看。如果有必要，我建议在银器上涂上一层氧化层，去除耀眼的光泽，又不失其魅力。此外，这种氧化层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将保护银表面免受进一步氧化和变黑。”在他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几件定制的银器，无论是银器表面的氧化层，还是一些细节处的渗水，都显得很自然。当然，这些文物没有制造者的知识。他们离开工厂后，对普通收藏家来说，就像是正品一样。

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原主任桂湖·林对青铜器的造假情况了如指掌。他先后到北京、上海、安徽、河南等地参观考察，探索青铜仿制技术的最新动态和变化。在他看来:“就文物鉴定而言，这是一个不断竞争的过程(有文物造假)。为了赢得对方，比赛双方都会尽力充实自己，提升自己，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一种互动和促进的关系，形成一种‘使招’和‘解招’的程序。坏事会变成好事。另一方面，可以说古文化研究群体得到了拓展和提升。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工匠都能成为真正的工匠。这也可能是简言村作坊主热衷于主动为众多文物造假事件“背黑锅”的原因。大多数人可能很熟练，但在做高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瓶颈。由于收藏热潮，他们有机会运送货物。在黄翔的藏书中，有许多学术专著，即使是文化艺术领域的专业人士也会阅读。在聊天中，他也表现出对整个中国金银器发展史的熟悉。“先秦时期，金银器主要采用扇铸工艺制作；到了汉代，除了扇铸工艺，其他技术如金线拉丝、焊珠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魏晋至唐代，器物的装饰和造型主要采用锤打和雕刻的手法。夹层工艺盛行于宋元时期，而掐丝、镶嵌主要盛行于明清时期，烧透明珐琅的工艺只有清代才有。”他告诉记者，“从商周到明清，每个时代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都有每个时代的技术特点。”

现在，黄翔的工厂主要经营手工艺品和文物仿制品，生意都在幕后。记者在简言村了解到，村里文物高仿最火热的阶段已经过去。这几年生意越来越难做，很多作坊都停工了，村民也跑出村去打工。

"我正忙着建造我的私人博物馆。"黄翔交给记者一份建造博物馆的计划。从高度仿制文物的作坊到手工业企业，他从任由文物贩子摆布的工匠，进步到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和决定自己想做什么的能力的民营企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企业发展前景逐渐明朗，正在努力摆脱“文物造假”的骂名。今天即将开馆的博物馆，除了经济效益之外，可能也体现了这位从高仿作坊老板起步，结合社会效益的企业家的野心。在得到国有博物馆专家的认可和同情后，他现在关注的是携带其工艺品的商业实体的标准化，让它们能够被带入社会主流，真正从地面进入地面。

从这个计划可以看出，建博物馆的想法酝酿了四年。开馆后，博物馆将根据金银器的发展时期设置各种展厅，展出个人收藏的真品金银器200余件。馆内还有专门的复制品展厅，展示馆主曾经举办过的文物复制品标本。这个展厅的设计可能会让急于在文物市场花钱的黄金业主大开眼界。此外，博物馆还安排了专门的空房间，现场表演金银器的加工工艺。对于一些已经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品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传承和发展的手段。

从家族式作坊到正规民营企业，黄翔的团队有100多人，大部分只参与手工业生产，但与高仿无关。据他说，一个员工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技术员需要五年时间，一个高级技术员需要一二十年时间。真正能参与文物复制品制作的只有8个人。早年，文物间接经销商的订单以高仿器物为生，但解决温饱问题后，要发展企业，就必须摆脱污名，发现新的机会，这也可能是今天很多高仿文物成功工匠的发展之路。而真假参半的“假文物生产基地”之名，必将为其不同阶段的发展带来各种难以言表的便利。